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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革新与担当:主旋律电影的类型“新”变

发布日期:2022-01-14 00:12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受时代语境变迁、青年文化转型以及香港电影浸染等多重因素影响,主旋律电影积极调整发展脚步,在题材疆域、叙事策略和艺术追求上不断探索创新,逐渐与商业电影、文艺电影融合,在多样化的电影发展格局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守与弘扬,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递,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国际化传播,这是后疫情时代赋予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新担当与新使命。

  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影视作品类型,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就是指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宗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现实题材电影”[1]。自诞生以来,

  ,分别是:“十七年”萌芽时期、十年“文革”时期、改革开放繁荣时期以及新世纪产业化、类型化融合时期。不同于其他大众媒介,主旋律电影能够伴随社会语境的变迁而演变,在不同时期能够承载不一样的精神内涵,蕴含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主旋律电影又被称为

  (一)时代语境的召唤进入新时代,在对外宣传与民族自信提升的内生性需要下,主旋律电影充分发挥“传声筒、连接器”的优势,成为塑造新时代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的载体。如今,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集聚力、感召力,然而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呈现出硬实力与软实力不均衡的发展态势。长期以来,中国被西方的认知体系置于有限的论述生产空间,限制了中国形象的自我衍生能力并陷入“他塑”的窘境。因此,国家和民众亟待通过影视作品、网络媒体为代表的现代话语范式,探索出一种可以依循或参照的国家形象表达策略。在全球和地域双重语境、民族身份认同、自我形象塑造能力等多重场域互动下,中国精神要求作为基础性元素融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和传播中。“随着复兴进程的加快,中国主动将自己纳入全球化、消费化、景观化的现代图景当中”。[3]一系列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人集体认同感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Ⅱ》(2017)、《红海行动》(2018)为代表的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呈现出大国担当的国际向度。此外,我国民众也期待优秀的文艺作品出现,来颂扬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英模人物和建设成就,展现新时代国民自信昂扬的精神状态。总之,以影像建构国家蒸蒸日上的美好愿景,既是呼应民众不断增强的民族精神诉求,也是国家间竞争由经济、军事领域向文化、信息等软实力方向转型的必然要求。(二)青年文化转型的诉求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类型演变是主流文化和青年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缩影。伴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媒介升维,网络的包容性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个性化的发展空间,主流文化愈加明显地受到各类形态青年文化的映照和补充。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受到青年文化带来的持续影响。如今,新一代青年群体成为我国文化娱乐领域的消费主体,他们既是我国电影市场的受众主体,也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主要接受者、传播者和建设者。从《战狼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主旋律电影热卖,到文化类综艺类节目《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在B站意外爆红,以B站为代表的青年线上聚集文化社区频繁与主流文化对接、融合。当代青年群体并没有依循年长者所认知的“不关心政治”的偏见,而是成为传统文化背后的主流价值观的拥趸。近年来,《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官媒主动进驻各类社交平台,“圈粉”无数成为年轻人追逐的网红,《人民日报》的脸书粉丝数量甚至超过《纽约时报》,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利用网络媒体平台的优势进一步丰富新闻传播的形式,强化了与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折射出主流文化主动适应青年文化而不断转型升级的现状。(三)香港电影的深度融合纵观香港和内地电影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香港电影丰富的类型经验、深邃的港式人文理念以及成熟的产业模式和创作经验助推了内地电影走向类型化、多元化、现代化的进程。香港电影丰富的创作理念和生产经验助推了内地电影的类型拓展和叙事创新。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自从20世纪70年代就拉开了互动交流的序幕,经历百年发展的香港电影积累大量的类型电影生产经验,形成动作、谍战、黑帮、喜剧、警匪等多种类型的电影,通过两地进行的多轮电影合拍,内地电影不断汲取香港电影成熟产业模式和独特美学风格的“养分”,香港电影初步完成对内地电影的类型启蒙。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来看,两地电影进入后融合发展时期,香港电影继续延展影片主题,挖掘一系列新类型元素,探索与内地电影元素相融合的成熟合拍片,无论是林超贤选择的动作、警匪类型,还是徐克导演选择的武侠、奇幻和历史类型,抑或是陈可辛导演选择的人文、现实类型,这些香港电影人带来的工业制作、产业化管理模式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地电影的类型融合与创新。林超贤所执导的军事动作大片《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坚守了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导向,又兼容了观赏性、通俗化、娱乐性的元素,真正融合了商业大片和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元素,实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旋律化”[4]的成功表述。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创作疆域,叙事策略以及艺术追求等多方面创新类型表达方式,整体上呈现数量与质量齐升的景象[5]。“主旋律”电影以不断进化的“姿态”进入新时代,以《一九四二》(2012)、《智取威虎山》(2014)、《我的战争》(2016)、《建军大业》(2017)、《八佰》(2020)等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经久不衰;以《湄公河行动》(2016)、《烈火英雄》(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中国机长》(2019)、《夺冠》(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0)等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电影,用高票房和好口碑昭示着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潜力。

  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浸染,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创作过程中,在坚守了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同时,兼容了

  在主旋律电影发展脉络中,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革命英雄人物作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经久不衰。进入新时代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仍然是主旋律电影中占有比例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类题材。纵观近现代历史,多样且残酷的战争历史为主旋律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聚焦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革命历史题材,尤其是对具有重大历史节点性质的事件和战争重点展现。“献礼三部曲”分别讲述了建党、建国(新中国成立)、建军三个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以编年体作为影片的叙事主线,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影像对新中国史进行叙述,重现国家历史记忆。例如,电影《百团大战》《血战湘江》《辛亥革命》等影片通过阐释历史事件与塑造历史人物,颂扬革命年代的民族精神,电影《一九四二》《八佰》尝试着在宏大的本土历史故事中,以特有的微观人文视角描绘革命历史图景,将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在故事情节之中,完成文化产品商业化逻辑取向的接纳。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即将到来,中美两国因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的根本问题,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而且正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在10月23日当天,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金刚川》上映,预示着朝战历史题材将进一步“解禁”,革命历史的题材疆域将进一步拓宽。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通过生动形象的影像语言回顾和思考这场“立国之战”的意义,在弘扬传承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同时,亦能够建立起普遍的民族价值认同。

  聚焦时代主题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昭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新活力。进入新时代,在多元价值范畴下,身处新千年的观众在时间洪流的冲蚀下,不再具备经历过战火硝烟的上一代人对革命历史的熟悉感,主旋律电影需要突破传统选材疆域,展现现实的中国故事。在新中国建立后,各行各业涌现出无数的先进典型和英模人物,《我和我的祖国》用7个不同的主题故事串联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历史节点,这些凝固的“碎片”经历时代风雨、跨过历史时空,在新时期聚合成强大的中国力量。影片中有5个故事取材于现实中的原型人物,从升国旗电动装置设计负责人林治远、香港回归仪式的升旗手朱涛到外交官安文彬以及胜利日大阅兵的王牌替补飞行员陶佳莉,正是以这些平凡英雄和千千万万的国人用奉献和坚守托起当代中国稳健发展、社会稳定有序、百姓安定舒适的欣荣景观。电影《攀登者》《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夺冠》塑造的攀登精神、消防救援精神、执着精进的专业精神和爱国、团结、拼搏、创新的女排精神正是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传承和颂扬。这些取材于真实故事的现实题材电影,能够发挥良好的价值引领作用,进一步在社会营造尊崇英雄人物的良好氛围。

  走向国际视野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发展的特色题材类型。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主旋律电影都天然具备本土特色的身份特质,面对失衡的国际舆论生态、国民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文化“询唤”,一批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以崭新的国际视野重塑立体、真实、客观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空天猎》,讲述缉毒破案、海外撤侨、国际反恐等国际事件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将中国故事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影片的主题将海外华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共同价值追求,在战火纷飞的非洲,中国军舰义无反顾地等待华侨华裔的撤退,而且付出惨重代价极力救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他国公民,这种超越民族主义、同舟共济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对个体生命和价值的最大尊重,彰显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将中国故事进行国际化表达,能够在满足国人的集体认同感的同时,兼顾向海外华人展示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民族性格,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不断拓展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话语空间的标志。

  进入新时代,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还是具备国际视野的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和叙事风格都发生了转型,一贯宏大的、史诗般的民族主义叙事策略开始“回避”,而逐渐以平民化视角、微观叙事等类型化叙事策略取代,进而探索一种满足大众审美诉求、符合文化资本规律、承担价值传递功能的成熟叙事方式。

  叙事视角平民化是主旋律电影有意识地与观众进行深度情感交流的突破口,平民视角能够尽可能地将观众“缝合”在故事中,潜移默化地对观众进行情感召唤,唤醒观众潜在的主体意识。以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为历史背景,讲述中国国民革命军阻击日军,固守上海四行仓库故事的电影《八佰》,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战争片,《八佰》摒弃了宏大、史诗般的叙事策略,而是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嵌入多视角的战争想象空间,从描摹“老算盘”不断出逃未果到展现实现自我蜕变的“端午”,还有塑造出利己自私为日军提供情报,最后却义无反顾捡起战士家书的申报记者。从这些身处战争的小人物身上,观众可以感受到真实本真的人性,运用这种平民化的视角赋予了该影片无比强劲的历史穿透力。《八佰》以庶民的视角描摹两岸国人本能的真实反应,以个体的生命意义表达了集体的苦难历程,唤醒观众对抗战历史的记忆,有意识地将主流价值观缝合在影像叙事中,最终实现文化教化、资本诉求、艺术追求的合谋。

  微观叙事能够以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方式讲述故事,表现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和与理想追逐,而不是囿于庄而重之的家国宏大叙事,真正走进大众日常生活世界,拥抱真实的生活空间。传统主旋律电影作品一般以革命先辈和英雄人物参与革命历史事件为通用叙事视角。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将叙事侧重点瞄准了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小人物身上,以这些亲历者的视角铭记历史、缅怀过去;其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以平凡人物与家乡建设的切面为附着点,将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嵌入社会民众生活之中,内容涉及农村医疗保障、科技兴农、乡村旅游振兴、农村基础教育、自然环境治理和扶贫攻坚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议题,从返乡游子张北京、老范以及闫飞燕到反哺家乡的乔树林、投身乡村建设的马亮,他们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见证者。在影片《最后一课》的片段里,当精心编织的“记忆场景”被打破后,老范的记忆影像和现实世界中两端跳接,一端联结着落后泥泞的乡村面貌,一端则指向灯火阑珊的街道夜景,在时间和空间互相穿插中,表面看是描述乡村建设带来的秀美变化,其实是以节制的影像话语表达对万千乡村教师坚守讲台托起农村教育的尊崇情感。老范冒雨取回的颜料并没有真正被河水冲走,姜小峰将校舍草图落地成真,那份色彩在灯火通明的新式学校重新焕发光彩。《我和我的家乡》以主体最真实的情感和生活经验指引着无数离乡游子回家的“方向”,在影像的光影与话语中引导观众寻找家乡的回忆,描绘出一幅国家崛起、乡村振兴的壮丽地理图景。最终,主旋律电影通过立体化、生活化的平民视角和微观叙事,以自我生命体验话语传递主流意识,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叙事策略的典型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创作领域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由于其受到政治规约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主旋律电影必须将政治美学作为创作的艺术标准。政治美学的规约主要体现在主题表达上,以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理念为主,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设置、镜头语言等方面,也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和色彩。随着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类型划分正逐渐淡化,三种类型的电影呈现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在融合同化的过程中,政治对艺术的把持,资本对艺术的收买,政治和资本之间的协谋,艺术在政治和资本中寻求均衡,最终实现三者关系的合理化、常态化。

  符合大众审美心理需求的电影,往往具有将社会历史和时代精神进行整合的潜力。主旋律电影满足大众化审美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政治美学的追求,主旋律电影能够在思想内涵和主题意蕴上超越其他类型的电影,特别是纯粹的商业电影,恰恰因为其遵循政治美学的同时,避免娱乐过度,将大众美学作为一种修辞思想,满足消费者的文化心理期待。《夺冠》以三代中国女排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以、陈忠和、郎平执教理念折射中国体育人的坚守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进步,通过对比郎平和朱婷追求目标的变化呈现女排精神的演变,将时代精神和爱国主题进行大胆整合,体现了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空间。在老一辈女排的世界里,夺冠有着超乎寻常的政治意义,以郎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女排队员,她们身后背负着特殊时期“自卑”的中国,打球不是真正为了自己,每一场比赛的输赢都关系着国家的地位与荣誉,牵动着亿万国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陈忠和带领中国第二代女排取得一系列成就后,中国女排进入青黄不接的低迷阶段。最后,郎平回归女排国家队,大胆进行现代化体育改革,以朱婷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女排在前辈的启发下,意识到现代国家女排队员不是“为了爸妈打球、为了奖牌打球”,而是丢掉时代包袱,轻装上阵,享受竞技体育本身带来的荣誉和自我价值实现。《夺冠》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将中国女排发展的心路历程以崭新的表达形式呈现出来,在尊重观众审美需求和能力的前提下,呼应和召唤着国人对“女排精神”的集体记忆,而且巧妙地处理爱国主义、女排精神、体育真谛等多个主题的关系,实现政治美学和大众美学的高度融合。

  大成若缺,拥有性格缺陷和人性弱点,但是大节无亏的人物形象更加贴合新时期的大众审美水平。早期高度政治化模式下,往往将敌对人物极端丑化或者轻描淡写,而对己方英雄进行无限美化,这类美学模式已经逐渐脱离现代生活语境,与大众的审美需求渐行渐远。忽略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元素,那么英雄人物就会显得“中庸化”,这种风格“安全妥帖但灵性全无,人物形象单薄平庸,表现为电影美学上的毫无魅力和吸引力可言”。[6]因此,

  例如,冷锋为保护战友家人一脚踢死强拆奸商,并且被开除军籍之后远赴非洲寻找杀害女友仇人;因指挥失误导致队友丧生的特勤中队队长江立伟,被下放到郊区消防队后最终克服心理创伤投入到港口火灾救援中;吕萧然作为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女飞行员,面临上级军令,也敢于直率地反驳“凭什么让我备飞”等,主旋律电影以生活化的视角展现了人的真情实感,使这些人物突破了“脸谱化、高大全英雄”的美学模式。另外,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塑造反面人物时,突破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美学模式,开始摘掉有色眼镜,对历史人物进行别样的勘探。如电影《一九四二》对于蒋介石人物形象的多重塑造,实现了大众化美学转型。无论是深情嘱托抗战烈士的遗孤过年到家里领压岁钱,还是听闻李培基告知河南因饥荒死亡灾民超过三百万后,潸然流泪,独自一人在教堂面对十字架做祷告,观众都可以感受到其人性中慈悲温情的一面。相反,影片也呈现了蒋介石虚伪的官僚做派。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将河南灾情惨状的图片呈现在他面前,他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委员长的政治形象受到破坏,唯恐成为“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的独夫民贼”,而后在民众的欢送声中,他向身边的陈主任发出怀念北伐时期的感叹,表达他对日渐衰败的无奈和苍凉。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以个性化的人物塑造美学范式,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的人物,对于英雄人物,观众既可以感受到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和优秀的品质,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有着普通人的真性情。而对于以往的反面人物,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也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审视,给予这些人物一定的正面描写,塑造真实、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这类美学模式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厚重感,而且贴近整个社会普遍认同的审美取向,实现大众美学与主流意识的统一。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7],不仅是我国新闻宣传与外交工作的职责,更是赋予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理应通过有温度、有质感的文艺作品,承载其维护主流意识思想主导地位,积极塑造新时代国家形象,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和使命。

  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困境。近年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既面临西方文化围堵、青年文化转型以及国内电影市场过度娱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受到西方反社会价值理念的冲击,以《小丑》《死侍》《V字仇杀队》为代表的“反英雄”类型的美式电影,隐含着崇尚暴力、无政府主义、法外执法等反社会价值理念,这类价值指引对于青年群体有着强烈的“腐蚀作用”,而且已经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体现,香港青年示威活动者佩戴“小丑面具”进行暴力活动就是鲜明的例证。

  面对复杂的文化安全形势,主旋律电影更应该担负起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牢记初心,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视角追忆过去,挖掘具有历史厚度、现实深度的革命历史题材,从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资源,以小人物的命运和生活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实现微观视角与宏观叙事的协调统一。

  ,主旋律电影要立足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出发,准确把握时代价值观念,用整体性、发展的眼光看待和解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正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焦点。

  ,主旋律电影不能一味迎合娱乐审美而沦为资本的附庸,要保持自身的文化价值追求和精神空间。虽然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比起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注重娱乐性,但是娱乐元素终究不能脱离主旋律电影本身的文化规范,主旋律电影要不断创新“讲故事”的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叙事结构中。面对青年亚文化的多元繁复,主旋律电影应该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接纳青年文化,对其进行科学的引领,进而将主流文化、时代精神建构成更具魅力、更易接受、更易让中国人民共情的话语。

  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要主动承担塑造和传递国家形象的责任,发挥跨文化媒介的强力作用,用影像建构大众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认同,引导国际社会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国家形象的塑造形成于本国自我话语建构和他国话语描述互动交流的过程,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为主旋律电影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话语文本和叙事视角,相比新闻类媒介的“硬传播”,影视作品能够以讲故事的“软”形式,潜移默化地将中国价值理念和文化立场融于画面中,通过音画结合的视听语言呈现可视化的国家形象,进一步削弱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提高被异域文化群体了解和接纳的可能性。

  深耕中华文化,讲述时代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和依托,在当今文化交流碰撞日趋激烈的境况下,对中国精神内核的坚守尤为重要。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充分挖掘和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时代性故事表征打造传统文化内核。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主旋律电影要主动接受和汲取其他先进文化的有益成分,不断促进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包容性共生和协调性共进,丰富和补充主旋律电影的普世价值输出功能。

  ,主旋律电影要树立国际视野,传递共情符码。在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背景下,把故事“讲好”是“走出去”的前提,故事“传出去”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故事“走进去”才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主旋律电影要把握了解海外市场,将全球消费者作为对象,创造更加多元包容的文化空间,隐蔽和消解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生硬展示,发掘具有全球化环境的共同体验与价值理念,为建构文化认同提供支撑,寻找非政治化的共情符码展现现代中国的精神风貌和民族品格,在潜移默化中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现代中国形象。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新时代主旋律电影除了依靠传统的海外院线的传播影响力之外,还要借助网络和新媒体搭建立体、多元的传播平台和放映渠道,以适应移动端受众的习惯,实现主旋律电影全方位、立体式的海外宣传和营销。

  自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至全球,面对疫情,大多数国家本着合作的态度加入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但是不乏“倒行逆施”的国际行为,以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浪潮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族群主义,借此得到强化。面对部分国家“自扫门前雪”的狭隘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现实意义更加突出,其倡导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理念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利益观,成为凝聚各国共抗疫情的重要思想力量。面对当代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主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把握中国国家话语国际表达的主动权。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大疫大医”题材和现实题材。大疫之中有大医,在历史上各种疫情流行时,涌现出张仲景、孙思邈、罗汝兰等名医,进入新世纪后,无论是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亦有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不畏险阻的“逆行者”。

  ,影视创作者们要以真诚的态度讲述真实的抗疫故事,直面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寻找中国抗疫话题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民族中人类共通的情感契合点,用影像记录这些富含温度、具有正能量的抗疫故事。

  ,讲述中国应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方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对、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网络空间安全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要求各国必须增进互信、加强合作。例如,电影《流浪地球》中就包含着“中国方案”在国际行动和国家合作中的意义,在影片结局片段中讲述了中国救援队携手来自日本、俄罗斯、韩国、古巴、印度等国家的救援队伍共同完成,最终成功点火重启行星发动机,展现中国参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应有的多元包容的大国胸怀,电影结局升华了整部影片的主题:面对全球性问题,需要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受众时,主旋律电影要细分受众,采取差异化的影视传播策略,使影片适应当地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习性,削弱文化语境差异产生的传播障碍,从而有效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

  多元包容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新时代我国电影类型化发展的重要特征。统一是多元化发展的基础,只有统一基础上的多元化,才能营造良好的艺术创作生态。未来,主旋律电影创作要寓多样化于统一性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8]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满足价值多元化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要求,

  积极承担起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重任,这是后疫情时代赋予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新担当与新使命。

  [作者简介]于光胜(1970—),男,山东潍坊人,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英超(1996—),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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